国庆节时，新闻联播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一文。听完后不禁大吃一惊，咱们的国旗——五星红旗，怎么成了“红地五星旗”了？！

 

　　长假结束，又仔细看了报纸，发现该文的错处还真不少 。

 

　　该文说 1949 年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旗决议是“国旗为红地五星旗”。可经查当时的报纸， 1949 年 9 月 28 日 《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刊载的政协关于国旗的决议明白地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其他报刊也都是一样。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也是如此。该文所说“红地五星旗”从何而来？！据查当时提交大会讨论的《四个决议草案》中曾经有过“红地五星旗”的称呼，但亲身参加会议的彭光涵等人回忆，在通过时早就根据代表的意见改为“五星红旗”了！该文引用的“红地五星旗”是不是来自 《 草案 》？请作者查对一下。

 

　　再从总体上看，该文的把握和标题值得商榷。一是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谈国旗、国徽和国歌。须知国旗、国徽和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它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通常体现着国家和政权的特征，各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通常由宪法和专门法律来制定，因此诸如性质、作用、立法程序一类的话，是必不可少的帽子，接下来要交待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当时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政协闭幕后到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法令的职权，两者都有立法权，这是法律依据。所以文章应点出“合乎法律程序”，标题用“确定”不如用“制定”贴切。二是关于国旗、国歌、国徽象征意义的解释过多，许多话超出了公布的法律条文，不如照抄原条文。三是遗漏了部分作者，如国徽立体模型塑造者高庄以及清华设计组的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对制定国旗有贡献的张治中和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等，缩写稿中未提国歌作者田汉、聂耳。

 

　　再次是差错和遗漏较多，兹列举如下：

 

　　1 、标题（上）与（中）、（下）不统一，上篇顺序为“ 国旗、国歌、国徽”，中、下篇怎么就成了“国歌、国旗、国徽”？

 

　　2 、遗漏了最早刊登征求条例的时间，即各报均于 7 月 13 日 刊登新政协的《征求条例》（内容同《征求启事》）。

 

　　3 、所列刊登《征求启事》的 7 家报纸中，《光明日报》、《进步日报》没有刊登过征求启事。

 

　　4 、所说收到“国歌歌谱 632 件”有误，应为收到“国歌稿件 632 件”，当时大多数稿件只有歌词没有歌谱。

 

　　5 、所说 23 日“全体代表 662 人分为 11 个小组”讨论有误， 23 日参加讨论的代表是 628 人。

 

　　6 、所说“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四个决议案”有误，国旗、国歌议案不是“全体一致通过”，而是以多数通过的。

 

　　7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原稿中大星中有镰刀斧头，与苏联国旗相似，经第六小组讨论后抽去，说明也作了修改，彭光涵指出过这一点。说“国旗图案的原设计者是曾联松，在讨论通过时作了修改”更为准确。

 

　　8 、所说“首都人民连续三天突击赶制了无数面五星红旗”不符合事实，当时政府规定由指定单位统一制作国旗，即由北京市政府下属永茂公司统一组织生产、销售。

 

　　9 、所说座谈会上“最后，毛主席拍板”用词不妥。当时是民主协商，说“拍板”不好，应该说毛主席威望高，善于说服人，善于集中正确意见。

 

　　10 、所引国歌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少了一个字，应为“国歌未正式制定前”。

 

　　11 、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部分歌词作了修改”不妥，该次会议决定“改用集体填写的新歌词”。

 

　　12 、所说“ 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周令钊、钟灵…”不准确，负责国徽设计的还是政协，钟灵也不是美院的，而是政协工作人员。

 

　　13 、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的时间不是 28 日，而是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的时间是 28 日。

 

　　14 、对国徽的解释冗长重复不准确，应用公布时的原说明，即“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须知“社会主义”不是当时的提法。

 

　　以上管见，不揣冒昧，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和国旗的尊严，减少新闻报道中的差错。愿与有关人员共同探讨。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禾子

2006-12-20